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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杂谈] 悼念一位台湾影评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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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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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 17:58: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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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4月14日,台湾电影史家、资深影评人黄仁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7岁。黄仁本名黄定成,生于1925年,福建连城客家人,1946年迁台。黄先生一生致力于撰写电影评论、研究电影史,著作甚丰。2008年,他还曾获得金马特别贡献奖,表彰他在为台影历史的贡献。2008年,黄仁先生获金马特别贡献奖他离世的消息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稍感遗憾的是,他在内地的名气限于电影史研究领域,年轻人知道他的不多。我在FB上有关注另一位台湾电影研究老前辈梁良先生,梁先生曾与黄仁共事多年,他的死引起梁先生极大感触,断断续续半月间,他连写了12篇《追忆我和黄仁先生一起走过的那些岁月》,既是纪念黄仁,同时也写了一段台湾半世纪来的电影研究活动史。作为亲历者和推动者,梁良这篇文字内容极丰富有趣,可谓是追忆故友之余,也侧面描写了70、80年代台湾一段影评人小史。比如,在没有互联网没有IMDb的年代,台湾影迷是如何查找电影和影人资料的?第一届金马影展的外语片影展,是如何催生的?80年代台湾的观影气氛是如何的?余生也晚,许多内幕我也是第一次闻晓,这篇文章显得特别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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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梁先生同意,因公号篇幅有限,略有删减,刊载如下,分享给大家。喜欢台影,喜欢研究影评史的,一定不要错过。追忆我和黄仁先生一起走过的那些岁月图、文*梁良梁良,本名梁海强,1951年出生于香港,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影剧科(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前身)毕业,1977年起定居台湾。梁良是华语电影界资深影评人,迄今发表文章累积数百万字,著有《中国电影电视名人录》《电影的一代》《欧美电影指南1000部》《看不到的电影─百年禁片大观》等书。他亦曾是内地最早的电影网「汉电影」主编,与周黎明合著有《西片碟中碟》《华语片碟中碟》等书,在豆瓣网都不存在的时代,是碟友人手一册的收藏指南。梁良(右)与黄仁先生(中)合影1我是在1977年从香港到台北来定居的,这个时间距离我在艺专毕业回到香港已经有4年了。1973年我毕业返香港之后,不久便经朋友介绍进电影圈拍戏,同时开始了我的影评人生涯。在做了2部电影的场记和2部电影的副导演之后,我转到丽的电视(亚洲电视的前身)做了1年的签约编剧,还间中当临时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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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良先生(左三)在丽的电视时代,左一为麦当雄编剧组解散后,有一个机会以外包方式跟亚洲电视承接了一个全外景戏剧节目《台湾风情画》,说好先拍第一季13集。于是一伙人兴冲冲到台湾拍戏去,我担任第一集的导演。当时,我们的小型剧组得到祈和熙老师和他的「南强电影公司」在器材上和制作上的大力帮忙,顺利拍完了第一集。不料回港交货的时候,丽的电视节目部正进行大换班,原来打算做一季的《台湾风情画》决定取消不做了。这个时候我得面临选择:继续留下来在台湾发展?还是回到香港去?祈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让我进他的南强公司当导演,负责拍一些简报片和纪录短片,我记得有拍过盐田和邮差等题材,还在盐田的外景和祈老师留下了一张合照。祈和熙老师显然是我在台湾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可惜我和这位个性温厚的谦谦长者缘分太浅,大概半年之后,祈老师就在公司附近不幸遭遇车祸去世了。

祈和熙是在国立艺专影剧科技术组教我们电影摄影的兼任老师,他当时应该是台湾最优秀的纪录片摄影师,自第1届(1962) 金马奖开始,十年内4度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摄影奖和一座最佳纪录片策划奖。祈老师偶然也应邀为剧情片掌镜,例如1965年李翰祥为台制厂执导的古装片彩色大制作《西施》,但是让他的电影摄影艺术名扬四海的代表作,却是唐书璇导演的黑白古装文艺片《董夫人》。唐书璇在拍摄现场此片是唐书璇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后于 1966年回港着力筹拍的首部剧情长片,她声言要拍成一部「以中国的经验、历史与传统为根源的中国电影」。这一部独立制片跟当时正在崛起的香港电影工业和主流制作大异其趣,从海外请来不少名家参与。例如专门邀来负责厂景摄影的是印度电影大师萨耶哲·雷的长期合作伙伴Subrata Mitra,负责拍摄台湾16天外景的摄影师是多届金马奖得主祁和熙;女主角则从美国请来当时为美国电视演员的卢燕。等等。堪称石破天惊的《董夫人》《董夫人》的艺术成就,每个在大银幕上欣赏过本片的观众都心里有数,不必细表,但祁和熙和Subrata Mitra搭配得天衣无缝的精彩摄影居功厥伟。因此,《董夫人》虽然至今未在台湾正式公映过,却在1971年的第9届金马奖获颁最富创意特别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黑白影片)和最佳美术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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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董夫人》的合作渊源,唐书璇在1972年来台湾拍摄她的第二部作品《再见中国》时,便自然以祈老师的「南强电影公司」为剧组的集合据点,演员之中也用了很多的艺专校友,男主角之一的曾纪律正是我们当时的助教,政大的卓伯棠任副导演。我还记得我们这些技术组学生有时候来祈老师的公司上课,还会看到一些演员和工作人员。可惜这部正面反映WG期间大陆青年逃亡海外的电影杰作,也是始终没有在台湾上映。不久,我也离开了南强,开始写稿维生。此时,我很幸运遇到了在台湾的第二位贵人,就是一直提拔和照顾了我几十年的黄仁先生。2我原来并不认识黄仁先生,是因为投稿到他主办的「今日电影杂志」才认识的,不过我们很快就建立了私交,走的越来越近。1978年我在台北结婚,只摆了两桌,就邀请了黄仁先生来参加我的婚宴。作者注:在照片中跟黄先生聊天的人是在艺专教我们戏剧的李树良老师我和黄仁先生的年龄相差了27岁,算是他的子侄辈,而且双方的「江湖地位」也相差很多,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容易走到一起呢?黄先生在性格上的宽容大度,没有架子,乐于提拔新人,那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我觉得我们俩对电影的看法跟做法也相当近似,重视行动多于空谈,可以说是「志趣相投」,所以一起谈论电影时自然容易取得共识。

基于一份对电影的热爱,以及对当年台湾在戒严年代的电影数据严重不足和缺乏整理也深不以为然,大家合作去做一些对电影发展有帮助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黄仁先生在1950年代主编《联合报》新艺版时,已引进大量电影文化新思潮,例如法国电影新浪潮就有连续多日的连载介绍,又培养了不少年轻影评人。1964年他与同好筹组中国影评人协会, 1968年间又在片商张雨田的资金赞助下成立「中国电影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六、七本电影专著。其中黄仁编著的《中外名导演集》(上下册),两册加起来虽然只有薄薄的三、四百页,合共介绍了一、两百位中国和外国的名导演,但已经是当年罕见的大手笔,是中文电影工具书的开荒之作。那时候我还在香港念中学,已经透过《中国学生周报》的电影版看过相关介绍。到艺专念书后,更买下这两册书经常使用着。我离开了「南强电影公司」后,生计颇成问题,唯有勤奋写稿。此时,黄仁先生在晚上任职《联合报》编辑之外,白天又去主编《民族晚报》的影剧版,精力十分充沛。也许黄先生了解到像我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香港青年要在台湾社会立足很不容易,所以大胆地提拔我,让我在《民族晚报》开始写影评专栏,一个星期可以有几天见报,这对我的生计故然大有帮助,也逐渐建立起我在台湾影评圈的知名度。尤其令我感念的是,有一次我的影评文章不晓得开罪了谁?竟被报社下令「封杀」,不准再刊登「梁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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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要的收入没有了,我该怎么办?也许黄仁先生认为我的文章没有错,竟然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既依报社的规定停止了「梁良」的稿子,同时让我本人使用别的笔名继续在他的影剧版上投稿发表文章,于是有一段时间「梁良」在《民族晚报》失踪了,冒出了一位「贾明」〈假名〉先生取代,继续在那里写了一阵子。我后来还有用「贾明」的笔名在外面发表别的文章,但这段时间并不太长。如今说起这段「秘辛」,我还是非常感谢黄先生勇于维护晚辈的有胆识和有担当的作为,这并不是很多人愿意做和能够做到的。关于《民族晚报》,还有另外一个回忆值得一提。那时候报社的编辑部在二楼,而出纳部是在四楼,每次我太太来报社领取稿费,黄先生就带她走内部楼梯上两层楼领钱。别看黄先生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但步履十分敏捷,咚咚咚咚一下就爬上去四楼了,而年轻的小女子在后面硬是跟不上。这段往事我太太至今提起来还是津津乐道,景象如在眼前。黄先生在九十多岁中风前仍能在他仁爱路的四楼公寓每天爬上爬下,大概也是当年「练功有成」吧!

3我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1980年《国际巨星101》,是用本名梁海强编著的。严格说来这只是一本明星画册,我做的事只是为每一位明星写一点中文简介,这种书在当年能够出版,是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没有「著作权」的观念,而且进口外国书报杂志也相当困难,谁能够拿到国外的原始数据,谁就可以利用那些数据加工变成为自己的东西,文字的话就加以翻译改写,图片呢就是直接翻印了。这种行为在当年人人为之,很少人会引以为耻,更不知道在多年后这个会变成一种犯罪,叫侵害「知识产权」。黄仁先生有一位好朋友叫吴景新,他懂日文,而且经常可以买到一些日本出版的电影杂志,如专门介绍欧美电影的『Screen』和『Roadshow』。那时候日本的上映欧美新片的时间要比台湾领先很多,电影信息也比台湾丰富很多,两份电影杂志每期都会刊登很多欧美明星照片和新片介绍,间中有一些电影专论,或是好莱坞电影的剧本翻译等等,可以说是台湾电影杂志界,包括《今日电影》和《世界电影》等最喜欢使用的「电影数据库」。黄仁和吴景新根据日文翻译的『洛基』电影剧本就曾经在今日电影杂志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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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人认为出版一本欧美巨星的画册会是一个生意经,会有西片的影迷加以购存。在黄仁先生的介绍之下,找了我来撰写相关的明星介绍。我从吴景新先生那里拿到大批从日本电影杂志剪下的当时在台湾走红的欧美明星全页彩照和黑白照片,逐一加以筛选,挑出最后的101位巨星,加上每个人的生平简介和作品年表,完成了挂上我名字的第一本书。2002年我为「世界电影杂志社」出版的《世界电影影星名鉴WHO’S WHO》担任责任主编,其实做的是类似的工作,只不过这次格局规模大多了,也严谨多了。对我个人而言,做出几本奠基性质的「电影工具书」可以说是我早期着力很深的一个工作目标,而其中堪称最重要的代表作,应该就是1982年《中国电影电视名人录》,和1984年出版的《中华民国电影影片上映总目〈民国三十八年至七十一年〉》及《欧美电影指南1000部》。这三本书都跟黄仁先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4黄仁先生和我都不是学者型的影评人,我们不会在文章中满口电影理论,也不习惯卖弄只有自己人能看得懂的专业术语,而喜欢用一般人都看得懂的文字说出自己对电影的真实看法和真正感受。

相对来说,我们都算是实务派,尤其重视电影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老是做吃力不讨好的「电影学术工作」。因此,我们在40年前一起编纂《中国电影电视名人录》,彷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对于像《中国电影电视名人录》这样一本厚达700多页、内容涵盖了中港台影视界达2000人的大部头工具书,本来不是像今日电影杂志社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民间出版社所能够承担得起的大工程。然而,当那些拥有资源的政府单位和学校研究机构等大人先生都不愿采取行动的时候,就只有依赖我们这些对国片有热情、使命感的「傻子」自不量力地往前冲,去做这些「以一人敌一国」的傻事。这本书从筹备到出版历时两年,实际的编辑工作也进行了8个月。主编者挂名6人:黄仁、梁海强、戴独行、徐桂峰、孟莉萍、李南棣,具体由前4人分工,各自负责撰写:上海时代和台港的国语片;香港电视界和粤语片;台语片;和台湾电视界的相关名人,最后再一起审核条目内容,加以补充订正。当年,个人计算机在台湾还没出现,互联网要到十多年后才诞生。我们影视界的人物资料十分缺乏,而且收集不易,主要依赖几位主编贡献出个人的收藏品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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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曾亲手剪坏了不少孤本的原版图书和杂志以取得相关名人的一张配图,这种「愚行」我如今是不会再做了。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难以想象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是如何整理出来的这个花了大功夫编辑出版的冷门工具书,在1982年7月1日出版时采用了「半精装、高定价」的营销策略,以定价新台币1,000元(港币150元)发售,这个在当年是一般买书人付不起的高价,但社方自有他们盘算的生意经:以书中收录的名人为主要销售对像,这些名人光是冲着自己被介绍的部分就会亳不手软购书收藏,只要2000人中能卖出个三、四成,收回成本应是不成问题的。事后证明,堪称中文出版界创举的《中国电影电视名人录》虽受到相当重视,这些年也造福了海内外不少写文章、做国片研究的人,为他们节省了很多收集基础资料的力气,但本书的真正销量我至今也不清楚,始终未问过黄仁先生,希望他没有因此赔太多钱。51977年,由香港市政局举办的第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正式创立,因属于试办性质,只选映了37部电影,但观众人次约有16,000,平均每部电影有400多人欣赏,反应相当热烈。

由于首届电影节大获成功,第二届起便规模扩大,并首次设立「香港电影回顾专题」,开始每年出版由电影学者和影评人撰稿的特刊,自此建立了香港的本土电影研究优秀传统。一水之隔的台湾对此当然十分羡慕,很多电影学者和影评人都在大声疾呼,呼吁台湾也应该有自己的电影图书馆和国际电影节,《影响》的王晓祥和《今日电影》的黄仁是声量最大的一批影评人。1978年,「行政院新闻局」与民间共同集资成立「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附设电影图书馆」。同年4月,电图的第一任馆长徐立功先生走马上任。徐馆长上任后的第一大任务,便是应各方要求, 于1980年推出「台北金马国际观摩展」,首次将过去只能透过文字认识的特吕弗、伯格曼、阿伦雷奈等欧洲电影大师的作品在大银幕介绍给台湾观众,又可以让大家不受当时的电影配额限制看到一些欧美新片,这对影迷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于是在国际观摩展的入场券开始发售的当天深夜,就已经有很多影迷在青岛东路电影图书馆楼下开始排队,长长的人龙绕了一圈又一圈,简直吓坏人,不晓得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那个漏夜排队买票的盛况?对我而言,看到「台北金马国际观摩展」成功举办当然高兴,但它初时只重视国际影片的引介,而没有利用影展的预算和人力物力,像香港那样同时进行「本土电影回顾专题」的研究和出版,趁机为荒芜的台湾电影学术环境做一些奠基的工作,那还是令人引以为憾的。我记得在第二届香港国际影展出版的特刊中看到香港电影史家余慕云编写的「香港早期电影上片目录」,感到相当兴奋,这是研究香港电影必备的工具书,台湾能够有一本类似的上片总目吗?于是我自己写了计划书,毛遂自荐到电影图书馆找徐立功馆长洽谈这个出版计划,最终他答应在并不充裕的出版预算中,拨出十万元新台币稿费让我独力去承担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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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计算机等高科技还没出现的年代,用人力花死功夫抄写报纸上刊登的电影上片广告,是我知道编着这一本大书的基础法门。为了不用每天跑公立图书馆去抄报纸,能够在家里工作,正怀着大女儿的太太也可以抽空帮忙抄写部分,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便一咬牙从预支的稿费中拿出快一半的大笔钱,购进了整套100巨册的《联合报缩印本》,这还是透过黄仁先生用联合报员工的折扣价才有能力把书买下,否则花原价80,000元买了缩印本,我那两年就是完全做白工了。当然,报纸广告能够刊登的影片演职员数据相当有限,而且香港电影来台经常改变片名上映,为了补充数据和核对正确片名,我趁回香港探亲的时候登门拜访余慕云先生,去他家里翻阅《电影小说》之类的港版电影杂志,经多方努力后总算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完成。如今回头看《中华民国电影影片上映总目〈民国三十八年至七十一年〉》这套书,其实内心有点宽慰,要不是当时年轻,不会去计较时间和精力付出的成本是否只能拿到那样的代价,像这种费时费力的大部头工具书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去完成的。我想,黄仁先生在做《欧美电影名导演集》和《台湾电影百年史话》(王唯合著)这种大书的时候,应该也是抱着「不计成本」的奉献精神吧?对国片研究者来说,这本《影片上映总目》的确很好用,我自己收藏那一套就经常在用,还有朋友夸张的跟我说过:「我那套书几乎都翻烂了。」

比较遗憾的是,这本书的数据只收录到1982年,想找寻最近30几年的台湾上片数据,不晓得从何入手?1993年焦雄屏担任「电影年」执行长的时候,曾经和我谈过出版影片上映总目更新版的事情,还煞有介事的找了一些助手从新闻局的送审数据中抄录那十多年上映新片的基本信息,由我按照原书规格统一编辑订正,可惜这个计划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不了了之。时至今日,大家都习惯上网查找数据,纸本的工具书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6黄仁先生出版的第一本电影书,是1968年《中外名导演集》上册,评介欧美名导演130人,详列作品年表、生平事迹及作品风格评介。翌年出版《中外名导演集》下册,内容包括欧美电影导演续篇、亚洲篇(中、韩、日为主) 及戛纳影展、威尼斯影展、奥斯卡金像奖和亚洲影展的历届得奖名单。此后,他曾经两度将此书内容增订改写,1979年在联经出版七百多页巨册《世界电影名导演集》,很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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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再在联经出版厚逾千页的《欧美电影名导演集》上下册,可见他对这个题目用情之深、用力之勤,在台湾无人能出其右。迄今为止,这一套名导演集还是中文电影书之中的扛鼎之作,我有机会参与此书,在片名翻译等方面给黄先生一些咨询协助,也深感荣幸。7黄仁先生的《中外名导演集》是第一本以「电影人」为主题的中文电影工具书,而我的《欧美电影指南1000部》则是第一本以「电影片」为主题的中文电影专著,同样有一点里程碑的价值。还在电视「老三台」的时代,很多台湾观众其实是透过在家看「电视长片」来观赏电影的,三家电视台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安排时段播映中外老片,甚至会有一些尚未在台湾院在线演过的欧美电影。因此,不少报刊循众要求开辟专栏,以简单扼要的文字来评介那些影片,让观众以此为参考决定要不要花时间来看这些电影,也算是服务读者的一种方式。这种「电影指南」性质的影评写作,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到1980年代蓬勃发展,新片录像带在80年代中出现之后更是蔚为风潮。当时,影评人都在报纸上打分那时候,《今日电影杂志》因国片票房不佳,电影广告很难找,反正更收不到钱,令身为发行人且亲自拉广告的黄仁先生十分头痛,于是他打算将杂志向录像带信息指南的方向转型,找了我当主编,规划出全新的杂志形和内容,可惜为时已晚,杂志出了没几期也就因为无力支撑而结束了。

回到「电影指南」写作,黄仁先生在民生报就有「长片短评」专栏,而我在民族晚报写影评专栏时也固定写「屏幕长片评介」,后来更在《今日电影杂志》有计划的连载「电影电视指南」的系列,当我累积的影片数量够多了,也就顺其自然的在1985年1月以今日电影丛书的名义出版了《欧美电影指南1000部》,这本书的规模在当年来说还真是一个创举。记得我在1988年首次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把这本书拿出来给大陆的同行看看,他们都眼睛一亮,不太相信台湾可以出版这样规模的一本中文电影指南书。事隔17年后,台湾的远流出版社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由电影学者廖金凤领军组成6人编写小组联合撰写,历时4年,于2002年出版了《电影指南》上下两巨册,规模自然比《欧美电影指南1000部》大得多,制作也更精良了。然而才过了两年,有「大陆首席影评人」之誉的周黎明和我,就连手推出了《西片碟中碟》〈英语片〉、《西片碟中碟》〈非英语片〉、《华语片碟中碟》系列三巨册,网罗了八千部以上较优秀的中外电影及影碟一一加以评介,于2004年至2006年由大陆的花城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两岸三地收片规模最大、规格也最完整的一套电影指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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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来还打算出一本《亚洲片碟中碟》,把亚洲的优秀电影也一网打尽,如此一来等于是把全球电影做出一套可信赖的中文电影指南套书,让华语读者有所依靠。可惜这个雄心壮志的计划,因为我和他都抽不出时间动手做而流产了。事实上,短短几十字顶多百来字的「电影指南」〈filmguide〉写起来一点都不简单,他要求影评人用最浓缩的文字把电影最精华的特色讲出来,这个需要归纳概括的功力和相当好的文字技巧,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就好像做编剧的,要他写几千字的故事大纲不成问题,但是要求他用几十个字写出「故事前提」〈logline〉,就硬是无从入手的道理一样。以《中国时报》的「一部电影大家看」专栏为楷模的新片电影指南写作,在19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报刊蔚为风气,当时堪称是台湾大众影评的盛世,大家可以从我贴出的几张翻拍照片体会体会。8于1964年8月24日成立的「中国影评人协会」,在颇长的一段时间是台湾唯一的影评人团体,成员包括各报影剧版主编、影评撰稿人,国民党文工会代表及政府官员等人士,在戒严年代等于替影评人的会员打上「正字标记」。影评人协会对新会员入会的资格审查甚严,须有相当资历的影评写作或相关的电影背景才能入会,新人入会申请要有两名会员签名推荐,还得附上作品若干,经过审核小组通过才能正式入会。我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算是小有名气的影评人,但还是被排斥在外,心里颇不以为然。当时,中国影评人协会每年均在年初举行的会员大会上即度进行「中外十大佳片」评选活动,按投票结果依次列出十大名单,并由数名会员写出简短的获选理由。

此活动颇受媒体重视,在报刊上有相当大的篇幅刊登评选结果,对于发行那些影片的公司来说可以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也许因为这样,台湾各电影公司都喜欢跟影评人协会维持良好关系,他们有一些已进口电影拷贝但不获电检通过而需要退关的影片,就会在退运前于试片室安排一场「特别试片」;或是虽然可以通过,但是需要大幅度删剪才能上映的影片,就为把未删减前的原版拷贝安排一场特别试片,邀请一些「特别嘉宾」前往观赏。中国影评人协会的会员就常常获得这种试片机会,也可以说是会员们的一种「特别福利」吧。对于这种「错过了也许就永远看不到」的电影,真正的影迷是不愿意错过的,总要想办法不落人后地看到。所以我当时虽然还不是中国影评人协会的会员,还是在黄仁先生等人通知试片消息后,找掩护混进去「台映试片室」看过几回。不过有一次正面碰上当时的协会秘书长刘艺先生(他也是中影公司的导演、著名影评人)在台映的大厅亲自把关,我跟他认识,但不熟,他就毫不客气的当着其他人面前叫我马上离开,非常的铁面无私。在讲情无效后,我也就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试片室,自此强忍着不再去占这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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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在黄仁先生和曾西霸兄的推荐下才正式加入中国影评人协会成为会员。多年以后,甚至数度成为新会员申请审核小组的成员。1989年,中国影评人协会的代表团前往出席东京国际影展1989年,我参加了中国影评人协会的代表团,前往日本出席东京国际影展。照片中站在中间就是领队刘艺秘书长,黄仁先生和景翔兄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我是新人,理当靠边站。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真是往事只能回味。91988年,我在香港电影史家余慕云的居中邀请下,于当年夏天持香港的回乡证首次踏足神州大地,那时候台湾刚解严,民众只能回乡探亲,尚未开放大陆旅游。我此行是香港赴广州的中山大学,参加全国性的「中国喜剧电影研讨会」(活动的正式名称已忘记),并以「台湾影评人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发表了「浅论台湾的喜剧电影」的论文,自此开启了本人参加两岸三地电影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大门。同年11月,北京的「中国电影家协会」成立了「台港电影研究会」,积极推动台港电影的研究工作。自此,两岸三地的电影互动及文化交流逐渐常态化。1989年5月,我应「厦门市电影电视艺术协会」之邀,负责在台湾组织一个「影评人代表团」,赴厦门出席该会主办的「台湾电影电视艺术研讨会」。

于是我邀请了黄仁先生、我在艺专的同班同学蔡国荣、以及同样是香港侨生的黄建业,组成了四人代表跨海赴会,这是台湾解严初期两岸影视学者首次在大陆境内正式聚会,为期四天。黄仁先生祖籍福建,这是他自从1946年离家赴台后首次回到故乡,高兴自不待言。他特别招待了十多名家族中人前来厦门热闹相聚,同游鲁迅纪念馆并留下合照。此行对他来说,于公于私都大有收获。自此,我们经常联袂参加一些两岸三地的电影交流活动,黄仁先生也开拓了属于他个人的电影人脉,独自应邀到大陆访问或出席会议。他最高兴的是能够当面看到一些民国年代的大明星大导演,以前只能闻其名,如今却有机会在他下禢的饭房间跟对方促膝长谈,心中的痛快可以想见。尤其有趣的是,过去在大陆信息隔绝时,黄仁先生曾根据他们报馆资料室收集的一些「匪情资料」,在台湾的报纸上为文报导「某某大明星巳在WG期间遭批斗而死」,结果那人竟「死而复活」出现在他眼前,亲自向他澄清以讹传讹的假消息,说来令人失笑。也许是受了这些经历的启发和刺激,黄仁先生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将整影史和撰写影人传记作为他的写作重心,创作热情无比高涨,陆续出版了十多本此类著作;加上此时期对台语片文化的大力钻研推广,进一步建立了他「台湾电影史家」的尊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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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我在这段期间也有自己的工作发展,跟黄仁先生的合作就逐渐减少了。从2000年到2002年,我更有两年多跑到大陆创立电影网站,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直至我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重返台北,黄仁先生再次扮演贵人角色大力拉了我一把,我们之间重新有了十多年共同走过的岁月可供回忆。以下是黄仁先生在这段期间的影史著作和影人传记列表:1995 《龚稼农从影生涯与剧照全集》(龚稼农合著) 1997 《永远的李翰祥:纪念专辑》 1999 《胡金铨的世界》1999 《行者影迹:李行.电影.五十年》 2000 《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选集》 2000 《台湾话剧的黄金时代》 2001 《电影阿郎!:白景瑞》 2001 《联邦电影时代》 2001 《世纪回顾——图说华语电影》(黄建业合编)2002 《台北市话剧史九十年大事纪》2002 《袁丛美从影七十年回忆录》2003 《白克导演纪念文集暨遗作选辑》2004 《台湾电影百年史话》(王唯合着) 2005 《辛奇的传奇》 2006 《优秀台语片评论精选集》 2007 《开拓台语片的女性先驱》101997年,中国影评人协会组了代表团赴大陆参加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团员在出席官式活动之余,都庆高彩烈地参加主办单位安排的风光名胜旅游活动,唯独有一位团员蔡国荣放弃这个轻松有趣的活动,也不明说理由,显得神神秘秘,事隔多时我们才得知,原来他是躲在饭店房间替李安赶写《卧虎藏龙》的电影剧本初稿,真是分秒必争。

2000年,《卧虎藏龙》推出上映,造成世界性的轰动卖座,又在翌年获得奥斯卡四项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音乐奖,创下华语电影前所未见的佳绩。当时已高龄76岁的黄仁先生健康情况十分良好,头脑反应敏捷,他马上想到可以写一本以李安和其他扬威国际的华裔影人为主题的书,打铁趁热推出,说不定会有不错的销路。由于编著此书需找寻不少中外数据,于是他再次找我合作。当时我还人在大陆搞网站,工作甚忙,但黄仁先生既主动开口,怎能拒绝?我们两人透过网络商谈文章内容及分工情况,我又在返台时作全书的最后校订,结果在2001年10月便把这本两多页的书弄好。翌年2月,《卧虎藏龙好莱坞:李安传奇与华裔影人精英》由亚太图书出版社推出上市。此书的编写虽有点急就章,但确能捉住时代脉动。书出版的几个月后,我在大陆创办的「汉电影」网站因故结束了,只好打道回府。112008年,黄仁先生获颁「金马奖特别贡献奖」,表彰他对于台湾电影研究的奉献。他十分开心,特别做了新衣服上台领奖,又慎而重之的跟我研究他领奖时致辞的内容。2011年,黄仁先生将毕生典藏之书刊资料等全数捐赠给台南艺术大学,由音像学院院长井迎瑞带领工作团队整理归档,并且特别开辟「黄仁书房」供该校师生借阅。2012年毕业典礼当天,南艺大颁赠荣誉博士给黄仁先生,他邀请我们一群好友随同前往观礼,又参观「黄仁书房」,大家都为老先生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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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黄仁先生已经高龄88岁,人生来到了荣耀的最高峰,本该在此时刻放下一切杂务好好休息,一生再无遗憾。但是老先生根本就是劳碌命,闲不下来,对他一生热爱的电影,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去世前这十年,又陆续出版了八本书:2010《中外电影永远的巨星(一)》2012《侠骨柔情--电影教父郭南宏》2013《新台湾电影:台语电影文化的演变与创新》2014《不只是鬼片之王:姚凤盘编剧创作文集》〈黄仁:总策划;胡颖杰:资料汇编〉2014《中外电影永远的巨星(二)》2015《我在「联合报」43年:资深记者黄仁见闻录》2015《黄仁电影之旅》2016年5月,《中外电影永远的巨星(三)》此时,黄仁先生已经92岁高龄。他哪里来那么好的创作精力不断写书?老实说,黄仁先生在他90岁前后曾经有过一次小中风,虽然很快康复过来,但是手脚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利落,眼睛也因为视网膜病变的关系开始有点看不太清楚,庆幸的是头脑还非常清晰,记忆力也没有受损。他依然乐于出席一些朋友聚会和艺文活动、电影活动,遂雇用了一个年轻人胡颖杰当助理,一方面陪同他出席活动,照顾上下车,同时也帮忙整理资料,似乎有一点培养年轻人电影资历的意思。胡也曾希望借助黄仁先生的引荐进入电影中心,可惜本身不是学电影的,专业素养不足,终究未能如愿。

不久,他就另谋高就去了。我在胡的身上看到了黄仁先生当年提拔和照顾我的影子,他始终是那么热心助人,多年未变。2012年从南艺大回来后,黄仁先生再次跟我走得很近,因为他有一个大心愿想完成。原来在北艺大任教的李道明想出一本英文书《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 Cinema》,邀请黄仁先生给他提供中文的数据,我猜想这是发生在黄仁先生获金马奖之后,至将藏书刊数据全数捐赠给南艺大之间的事。老先生花费了少功夫,整理了好几十万字的台湾电影辞条交给李道明,他的英文书也在2012年11月于国外出版了。黄仁先生很想在台湾也出版一本中文的《台湾电影大辞典》,便找我商量合作。我看了他手上已做好的资料,虽然也相当丰富,但是要成为一本真正有份量的「大辞典」,其体例仍不够完备,需要增补不少材料。兹事体大,我没有立刻答应,只作为「有待完成」的项目放着,后来因为黄仁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也有别的事情在忙,这野心勃勃的大计划也就不了了之,诚为憾事。不过自此之后,我就成了黄仁先生的「私人编辑」。从2013的《新台湾电影:台语电影文化的演变与创新》,我就帮忙他改稿、顺稿、校对,全部书稿才能送出版社付印。后面的《中外电影永远的巨星(二)》、《我在『联合报』43年:资深记者黄仁见闻录》、和最后一本的《中外电影永远的巨星(三)》亦是如此方式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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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仁先生一生行迹的图片书《黄仁电影之旅》,我更是从最初的选照片、到定体例、拟目录、写图说,都是一手一脚完成。因为这段时间,黄仁先生眼睛老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报纸都只能看图片和大标题。中间经过了一次小中风,手脚都不再灵活,尤幸记忆力衰退不多,但在这种体能状况下仍勉力写书,也够难为他了。我能够花点时间帮他完成心愿,也算是报恩的一个方式吧。黄仁先生在《黄仁电影之旅》的后记中特别写道:「最后,特别感谢老友梁良,在我近年眼睛老化,仍能勉力出书,是他从旁提供了不少协助,使我能够完成未了的心愿,感恩。」。老先生其实心明如镜。在胡颖杰不再当黄仁先生的助理后,我就兼任了他的「私人秘书」,帮忙处理私人信件,寄圣诞卡贺年卡,跟海外来访的影评人一起饮茶聊天,陪同出席电影活动及艺文团拜等等,不一而足。黄仁先生虽已行动不便,但不服老,不喜欢呆在家里动也不动。

每个月我们总会碰面两、三次,多约在他家附近的丹堤咖啡吃「早午餐」。他每次出来都背着那个用了多年的黑包包,里面塞了有用没用的一堆数据,还真不轻,但我跟他把没用的废纸扔了多少回,包里总是「常满」,因为他不再忙自己出书后,就忙着帮别人出书。在三年前,为了替老友蔡东华「把彩色电影引进台湾的第一人」争取金马奖特别贡献奖的提名,黄仁先生就忙乎了半天,可是提出太晚,那一年这个奖颁给了李丽华。不久,蔡东华去世了,其亲属蔡国显(曾在中影任职)要为蔡东华出一本纪念文集,做了不少访问,也根据资料整理出一些文章,全都要本书顾问黄仁先生过目。蔡国显显然也知道老先生的眼睛不好,文章都用特大号的字体打印在B3纸上,厚厚一大迭从高雄寄来给黄仁先生看,但是他还是看着很模糊,需要我整篇念给他听。如此来回折腾了一两年,最后这本书也是因为一点小问题而没有办法印出来,可以说是黄仁先生的一个未了心愿。想看影片的可以到社区自行搜索,获取影片百度网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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